追寻人生之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09-20 11:03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达的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与外物之间的感应互动,是人生命的本真需求;中国人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中国人的生存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达的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与外物之间的感应互动,是人生命的本真需求;中国人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中国人的生存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

    艺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非风花雪月的点缀,而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精神寄托。中国人不把艺术看成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它承担着超越现实、达于无限之境的形上任务。换言之,艺术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表达。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达的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与外物之间的感应互动,是人生命的本真需求,正如《乐记》所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刘勰也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正因为艺术起源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感应,故而它是沟通人与自然的中介或桥梁。人通过艺术活动体察自然之精神,了悟自然之本质,掌握自然之节奏,欣赏自然之美景。也可以说,人通过艺术活动以表达心中所感受到的天地自然之中流转生动的气韵。一方面,“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人心感于自然而动;另一方面,感于自然而动的人心便有了以艺术来表达所感、所悟、所思、所想、所忆、所牵持的各种情感与思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见,艺术具有本体性,“大乐与天地同和”。

    由此,中国人心中艺术的任务便不是惟妙惟肖地描绘、临摹自然,而是以各种手法表现出宇宙自然间的精神与本质。从而,中国艺术并不特别强调写实与描摹,而是注重传神达意、气韵生动。于是,中国艺术便有了一种独有的特色,即虚实结合。所谓实,即眼睛看得见的形象,如文字、线条、颜色、形状、舞台布景等,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如音质、音色、器乐、人声,以及语言符号等。但这些有形的形象或声音,只是起一种符号的功能,用现代西方符号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能指”,它背后有一种“意义”或意蕴,即符号学所谓的“所指”。这个“所指”是艺术通过符号所要表达、体现或描摹的。对于中国传统艺术观来说,艺术的最终所指是“道”,即自然、社会的“本体”。中国人的“道”并非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而是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在自然山水之中,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山水以形媚道”。因而艺术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有形手段或途径来表现这“道”。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虚实结合。

    “虚”非空虚、虚无,而是“虚而待物”,因此它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如《老子》所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与无本不是绝对分割的,而是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的,诚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作为“本体”,“道”本是无形、无象、无色、无味的。艺术要想通过有形有象有声的作品表现这个“道”,便只能通过象征、比喻、暗示,如风、雅、颂、赋、比、兴等手段,“迁想妙得”,以实驭虚,以静示动,虚实结合,从而使得艺术能够以实存性的形、象、声、色、语言符号表达,体现那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道”,即“以形写神”。

    中国艺术,无论是作为文人雅趣的琴、棋、书、画、诗、乐,还是作为百姓娱乐主要方式的地方戏曲,莫不遵循这一虚实结合的原理或思路。比如戏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往往暗示出某种场景。因此,中国戏曲的舞台布景往往很简单。要表示骑马,并不用真的牵一匹马上舞台,而是通过人的步伐、手中的鞭子而让观众知道角色在骑马;表示黑夜,也不会熄掉台上的灯光,而只是通过人物动作,活灵活现地表示出“现在周围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这样一个情景。

    中国艺术的这一特点是因为艺术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仅仅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娱乐”,它本身就是中国人精神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中国人形上精神的超越性追求最重要的途径,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人的艺术观与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往往源出于同一种精神,也可以说,中国人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而中国人的生存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因此,中国美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人生论美学”。

    所谓境界,一方面包含了主体人的道德、意志、修养与人格,是主体精神的外化与符号化,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于宇宙天地之间,包含自然的规律、规则、法则

    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哲学和美学。今日所言“中国传统美学”不过是以当代学科分类的视角回溯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分缕出来,而非中国古人有意识地按照学科规范建立的“美学”。

    “中华美学精神”也并非古已有之自觉的理论建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没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考。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关于美和艺术的灵思妙想。各种关于审美与艺术的学说在相互争论、辩驳中不断丰富。比如“诗言志”与“诗缘情”,“文以载道”与“独抒性灵”,“神韵说”“妙悟说”“童心说”“唯情说”,等等。总的来说,中国的美学是与政治、社会和道德等学说缠绕、关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生论美学,即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关于诗意人生、道德超越和审美超越的学说。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提出和追问“美是什么”这类带有思辨性的问题,而是为人生为社会甚至为整个宇宙自然提出一种合理合情的解释,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提出一种可以学习和践行的道路。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总结中国历代诗词理论,其“境界说”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总结。他认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并且,王国维认为,“境界说”比前人之“妙悟说”“神韵说”更能探究诗词的本源。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探究和体现的不仅是诗词之本,也是人生之本、社会之本,而这一点,正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一种精当的概括总结。王国维曾引用三句诗来概括人生之三种境界:第一种,在众生芸芸中徘徊寻觅,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目标与理想。这里,没有人能帮助,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只能靠自己去设计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道路。因此,人孤独彷徨,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探索各种可能性,尝试诸种方式和线路。此时的心境,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经过种种尝试、选择,目标既已确立,理想已然确定,便一心一意去追求,百折不回,九死不悔,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经过诸种煎熬、奋斗,历经各种坎坷折磨,千回百转,曲折不堪,几度几欲放弃,却仍咬牙坚持。最后,在千百度奋斗、寻觅、追索之后,终于成功地登临绝顶,实现了理想。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这里,境界便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和人生状态,也是宇宙自然之精神实质。也就是说,所谓境界,一方面包含了主体人的道德、意志、修养与人格,是主体精神的外化与符号化,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于宇宙天地之间,包含自然的规律、规则、法则。人以坚强的意志、充盈的智慧在天地自然间生存、奋斗,以自己的理解力去了解、把握自然,体会自然的勃勃生机、不息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要“为天地立心”,参悟自然宇宙之创造,体察自然社会之精神。因而,人通过道德、艺术以及政治、法律、宗教等使宇宙、自然、社会和个体的生命融合为一,创造出包含了个体生命、自然法则、道德意志、社会规律的“天地境界”。由此,人的精神超越肉体的暂时性与有限性,达于无限与不朽。这里,审美与道德、宗教、政治、伦理融合为一,境界亦成为包含艺术——自然——社会——人生在内的精神镜像。

    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学说多元共生的格局下,中华美学精神这种在现世建构温暖人情、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充满情感与生命的有情宇宙观,这种通过现世的道德、审美和艺术活动实现现世超越的形而上精神,这种既自由逍遥、任情适性又懂得克制坚守、理性对话的个体生存观,以及虚实结合、有无相生、以形写神的艺术观,追求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的境界论,正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的珍贵财富,是让我们取得文化身份、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坚实根基,也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碧辉)

【责任编辑:黄晓茹】